影像、记忆与空间的流亡者：波士顿观影札记
“Total recall is memory anesthetized”—Chris Marker
“In the spleen, time becomes palpable; the minutes cover a man like snowflakes. This time is outside history, as is that of the mémoire involontaire. But in the spleen the perception of time is supernaturally keen; every second finds consciousness ready to intercept shock”—Walter Benjamin,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沐浴在南加的阳光中，我曾无数次庆幸自己摆脱了东岸那刺骨的寒冬，却又总在不经意间回想起在寒风中步入电影院，慢慢地脱下身上的大衣，等待电影开场的那一瞬间—冬夜的一场电影成为了流亡者的避难所，或许与哈佛广场里为流浪汉准备的homeless shelter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Am I really missing Boston? Or am I just missing the experience of watching a proper film in a proper theater?
快要离开上海前，朋友问道：你对上海有没有什么留恋？令我自己感到惊讶的是，疫情后回家的我似乎对上海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归属感了。我环顾了一圈我住过10几年的小房间，涌上的(unsurprisingly)似乎是一种抗拒。我答道：“好像真的还好。”朋友又问：那美国呢？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更不会有了吧。但转念一想，如果硬要是说起有什么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那或许会是在波士顿的电影记忆。
虽然比不上纽约蓬勃的电影文化和电影院，波士顿虽小却有着数量不小的、面对不同群体的电影院。从学校Davis Square的Somerville Theater到哈佛的Brattle和Harvard Film Archive, 再到MIT/Kendall的连锁独立影院Landmark、波士顿市区的Coolidge Corner Theater和MFA里不定期会放电影的auditorium，波士顿的电影院及其文化可以算得上是全美最丰富多样的之一了。几年观影下来的我，对波士顿的电影院如数家珍，或是说电影院的建筑、位置以及观影群体已经深深植入到了我对这座城市的认知和肌理当中。我变得无法想象没有电影院的波士顿。
我记不清在波士顿已经看了几场电影。又或者说，我记不清曾多少次穿越过哈佛和戴维斯广场熙攘的人群走进电影院，多少次在夜深人静的夜晚走出、和流浪汉们打了个照面随后遁入地下隧道，多少次被地铁站还闪耀着的灯光刺痛双眼，多少次在吱吱呀呀叫着刺耳的地铁车厢中陷入回忆。走进电影院前的我带着期待和如同游荡者般的自由，而走出电影院时，我总怀揣着失落与不安。与其说电影本身给我带了怎么样的冲击，毋宁说我留恋的是在走出电影院后行走在城市的晕眩。
“Back out on the more or less empty, more or less brightly light sidewalk, and heading uncertainly for some café or other, he walks in silence, a little dazed, wrapped up in himself, feeling the cold…In other words, obviously, he’s coming out of hypnosis”—Roland Barthes, “Leaving the Movie Theater”
或许正如巴特所说，电影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治愈效果（可讽刺的是他在《明室：摄影札记》中将电影贬低地一无是处），而我也正是通过电影才感受到了一种介于现实与梦境间的存在，一种如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所说的“the screen screens us from the world。”电影或许是一种现实的逃避，可它更是一种对存在本身和人生价值探索的媒介。卡维尔会说Film is a moving image of skepticism。已经变得模糊的“无数次的”记忆便与诸多独一无二的电影记忆交织在一起，构筑成了我们记忆的矛盾所在。我不常记得电影的剧情，这或许是对一个专门研究电影的人的讽刺，可如果有人问起我为什么要喜欢电影，我会说一切记忆与情感都从走出电影院的那一瞬间开始。
晚上10点我从Brattle Theater旁边的入口步入地铁站，大厅空旷到脚步声都变得明亮，而地铁进站时发出的尖锐叫声加紧着人们的步伐。我总选一个靠边的、看起来还算干净的位置坐下。亚麻布的座位虽然耐脏，但也意味着已经很久无人打扫了。就在这时，关于电影的诸多记忆总能在这一瞬间侵入我的头脑：或许是金敏喜独自躺在海边沙滩的那一瞬间；或是《燃烧女子画像》里篝火被点燃的那一刻；或是《秋日奏鸣曲》里孩子被母亲挡在门外时的无助与绝望；或是《利维坦》中被打捞的鱼被甩上渔船时给到的鱼眼睛的特写，濒死的鱼在镜头前一张一息地苟延残喘着…仿佛只有在这一霎那，我才拥有电影、拥抱电影，将情感、记忆倾注于这一根本不存在的异度空间。如果说电影学者看待电影时总带着一种文化批判的眼光，那只有当他们睡去，并放下所有的批判理论之时，关于电影的诸多情感和不曾留意的细节才得以涌现: a slumbering cinephile, an oxymoron. 于是我就这样度过了我大学四年的时光，与列车、站台、电影院、回家的无人小道和公交车的候车室共享着许多公共与私人的记忆—也许这时光是孤独的，但我似乎觉得这更像是一种亲密的异感。
Brattle
在还不太了解电影的时候，我曾不经意间上过Brattle Theater的官网。简陋的网站界面上仅写着“Boston’s unofficial film school”。我也曾一度以为这不过是某个野鸡电影学校的圈钱手段，直到我逐渐意识到它或许真的是the best film school in Boston。虽然学校旁边的somerville theater已经是全波士顿最好的独立影院之一，可如果让我只向别人推荐一个电影院的话，那它一定是Brattle。成立于1953的Brattle，其历史几乎可以说是和美国引进“欧洲艺术电影”的历史一样悠久。而美国知名的艺术片商Janus film/criterion collection也正是于此得以发扬光大。毋庸置疑，如果没有brattle，美国将不存在艺术电影。而且brattle不但坚持着单银幕的胶片放映，更有着全美商业影院中无可匹敌的电影胶片储藏 (when you have the entirety of Janus film’s collection at your back)。每当criterion发行新的电影修复之时，brattle总能及时跟进，将“新”电影带进波士顿。
学期中的波士顿总是寒冷的，而电影散场又总是接近深夜。刺骨的寒风让我裹紧了自己的羽绒服，不禁马上想要进到温暖舒适、近乎有些犯困的影院。而盛夏之时，隔壁的餐馆Alden & Harlow’s 就会把露天座位摆到电影院出口的附近，散场离去时的我总不禁将目光瞥向他们桌上的美食。昏黄的烛光、美食和刚从电影院出来的眩晕感倒是很般配。或者，人们也可以选择在电影开场前美美地吃上一顿，在微醺之时走进电影院，使影像中的世界和现实变得更难舍难分。Brattle作为为数不多的屏幕前投影的电影院（而不是传统的背投影），电影的光线总感觉比别的影院来的更昏暗一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在开场的前20分钟不小心睡着。电影院的片头是固定的：一段吱吱呀呀的胶片投影仪转动的声音响起（一种对于传统的怀旧和致敬？），屏幕上随即不断闪过伯格曼、费里尼等“大师”的经典桥段，直到它们慢慢淡出，打出“Brattle Theater”一行字—电影仿佛成了一种朝圣。当本雅明批判电影的复制性和“灵晕”的消散时，他是否有想到21世纪的今天，人们开始对胶片电影抱有着近乎于文艺复兴油画般的敬畏？或是说看一场胶片电影已经变成了如同去美术馆一般的“艺术”熏陶方式？
Brattle放映前的禁烟广告
电影与观众
会去Brattle的人群不外乎几种：中老年影迷(and predominantly white)、有点情调的约会情侣和有着大把时间可以挥霍的学生们。令我印象最深的几次观影反而并不是在那儿看的艺术电影，而是看电影的人。在我和她刚认识不久之时，我们偶然下决定去看汤浅政明的《春宵苦短，前进吧少女！》。因为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所以我似乎更像是抱着谁会在美国看这样的电影的好奇进入的。没想到周五晚上9点的brattle前所未有地挤满了人：成群结队着的吵闹的学生、激动地讨论着的影迷、躲在后排(或许是为了避免和学生直接接触)的教授模样的中年人、头发花白的老头老太…观影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从头到尾笑声没有停过。撇去严肃艺术电影外壳的brattle似乎展现出了另一面。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次去看瓦尔达的成名作《五至七时的克莱奥》。我看电影前并不喜欢读简介，所以我自己也被电影缓慢的节奏吃了一惊，可就在这时后排传来巨大的呼噜声。我好奇谁会来看这样经典的艺术电影又发出这样“不雅”的呼声。大家也都忍不住转头一看，然后偷偷憋笑—是一个胖胖的白人中年大叔。他是电影院的清洁人员？还是周末想随便看电影却跑到了Brattle这样的影院？呼声持续了整整10分钟，直到一名年轻女子以上厕所为由站了起来，路过大叔的时候狠狠地拍了他一下，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还是说睡眠似乎一直是电影的一部分？我想起了蔡明亮《不散》中各式各样的观众。这是只属于台湾过去的记忆还是一种跨越国家、身份、语言的公共身体记忆？
《不散》，蔡明亮，2003
News From Home
第一次看香特尔阿克曼的《家乡的消息》是在学校艺术学院的art gallery。放映是在学校在市区的艺术学院，而我平时上学的校区则在波士顿的近郊。我偶然间在学校的海报上看到了这部电影的放映和影后对谈。对话的是我电影教授和一名喜欢这部电影的艺术家。在暗自斗争了一番是否值得为此跑到另外一个校区以后，我还是决定为了支持老师(或许只是为了让老师对我留下更深印象)前去。
对这部电影印象最深的便是当镜头停留在纽约地铁里，面对一群低着头不知所措或是根本不在乎的人们捕捉了一幅纽约的地铁群像。只有一个人，似乎对持着相机的阿克曼尤其感兴趣，盯着镜头看了足足好几分钟。电影的背景朗读着阿克曼写给远在比利时的妈妈的信：“sometimes I feel like I am suffocating, but other days I enjoy it.”电影伴随着轮 船慢慢驶离纽约结束。随后电影教授便讨论了他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却似乎和艺术家的想法相左。艺术家似乎不太情愿给出她自己对这部电影的看法，而教授(as usual)又太想impose自己的观点。对话最后草草收场，于是我在深夜搭着学校的校车从fenway坐回家。校车摇晃得很厉害，关了灯的车厢，街灯成了我唯一的慰藉与视线所及。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那一幕给我留下的冲击，仿佛摇晃着的校车成了电影中的纽约地铁。喧闹着的机械、城市、爱、思念与悔恨交织在一起，将私密的情感镶嵌在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之中。“The city is tailored made for love,” 女人在《广岛之恋》中是这么说道的。电影、城市与个人的记忆（或创伤？）交错、延展，相互聊以慰藉的同时亦愈发使这三者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
《家乡的消息》，香特尔 阿克曼，1977
流亡
并非是exile，而是一种fugitivity, a refusal to pin down or to be confined.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喜欢电影。但杨德昌已经有些陈词滥调的台词或许确实没错：“电影使人的寿命延长三倍。”如果我要定义这“三倍”的人生具体是什么的话，我会说是：人生、电影和影后的记忆。影像本身固然重要，可电影藏在人们心底最深的或许是电影之外的记忆：关灯后的睡意、地铁与轨道摩擦时的尖叫、声音在放映厅里的回荡以及行走在城市里的晕眩、无助或是兴奋、满足。我愈发觉得电影只是一种对空间与记忆探求的媒介。只有从影像本身逃出，电影才得以真正开始。我回想起行走在上海大大小小的街道，而那些记忆与情感未尝不是一种影像，一种隐藏在深处的私人影像。而行走在城市则成了一种exhibitionist act (或是写作本身)，将私人的记忆展露给擦身而过的每一个人、踩过的每一块瓷砖、路过的每一个招牌和店面。电影既是如Giuliana Bruno所说的从voyeur到voyageur的过程，亦是一种exhibitionism，将私密的情感倾泻而出，无私地奉献给了城市。
献给我爱的影像、上海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