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漩涡：在近一周年之际献给奶奶
“这似乎是一个有关追踪、谜团和谋杀的故事，但实际上却是向权力与自由发问；向忧郁和晕眩探求。这一切都被卷入了这头发里的漩涡以至于我们并没有立即察觉—事实上这空间的晕眩早已变成了时间的漩涡。”—克里斯·马克《日月无光》
“我突然意识到在摄影、疯癫与某种我说不出名字的东西之间有某种连接（或联结）。我决定称之为：爱的刺痛。”—罗兰·巴特《明室：摄影札记》
脑海中的“家”几乎已经变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我甚至想不起上次用中文写作是什么时候。当马克在电影中科幻般地幻想着一个来自4001年的男人—一个大脑完美运作着的、忘记了如何去“忘记”的男人—他写道：“完美的记忆实际上是将记忆麻醉。(Total recall is memory anesthetized.)”事实正是如此，正是因为拥有“忘却，”人才相反地拥有记忆。如同卷入时间的漩涡一般，巴特的“刺痛点” (punctum) 此时与克里斯·马克所谓的“things that quicken the heart”跨越时空奇妙地连接了起来。在奶奶去世将近一年之际，我突然想起了一些模糊不清的记忆碎片：
二零一九年底。奶奶走得很安详。一个小时前我在和爸爸视频的时候见到她最后一眼：早已无法说话的她竟留下了眼泪。这也是我一年来第一次看到她：头发早已因日常护理不便剃掉了；身体消瘦；牙齿也因这一年的身体机能弱化掉光了。她嚷嚷了些什么，没有人听得懂。但或许这是她最后的任性——一个小时后，她走了。我爸说：定在1月10号的葬礼，可以准备回来了。
我因此又一次踏上了火车。但是这次乘坐的却不再是绿皮火车，而是两个礼拜前才刚通车的高铁：上海直达赣州，比原先的时间缩短了一半还要多。仿佛这座小城市在2019年的最后几天，终于跟上了中国发展的脚步、在列车发车的最后一刻匆匆踏入。我喜爱火车：它比起飞机来说，总有一种脚踏实地的实感。我始终将飞机起飞那一刻的失重感联系到离开上海前往波士顿的那一刻，因此我不愿提前这一特殊、伤感的时刻。但从上海出发的火车却有一种平稳、踏实的感觉。虽然从绿皮换成了高铁，但乘坐的人群却还是相同的面孔。人们拎着大包小包，在一年到头的时候回到家乡。相比起乘飞机的“商务”感，坐火车的人们更多带着一种对家乡的思念、在脸上不由自主得浮现出来。
我在火车上想着那个谈不上亲切的“家乡”。在记忆中，这座赣南的小县城仿佛从未改变。它比上海温暖、干燥，甚至在空气中都带着一些尘土的味道—它是一种扎根于土地的、剔除掉钢筋水泥以后的烟火气，而这或许才是这个国家最自然、没有粉墨的风景。没有耸立的高楼、推搡着的人群，这里只有生活着的人行走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人们行走在街头聊着家长里短，却时常被紧挨着的工地噪音给淹没。但人们却早已习以为常。仿佛这个县城在以一种乡土独有的节奏反抗城市、反抗高傲的、自以为是的“城里人”。我开始理解了这座小镇：它身处于当代和过去的交点、以开放甚至不屑的态度包容时间：在这里敞亮的西式面包店与“鹅王”和“狗王”的小餐馆并存；打着“吃鸡”招牌、配备着最新电脑的网吧和无人问津的台球馆并存。这座小镇在矛盾中不断成长、繁衍，既有着对大城市的追求、向往又饱含着小镇文化中独特的包容甚至是创新。
当人们走在路上说着客家话、聊着些家长里短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回头：我以为是奶奶在叫我。我坐在饭桌上，被亲戚朋友所环绕。当他们从客家话切换成略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向我提问时，我感受到了来自语言的背叛：仿佛我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抑或是被分不清前后鼻音的“上海口音”再次背叛）背叛了我身体里的血、一种和家乡紧密的联结感。眼睛和耳朵成为了我世界里唯二的使者—我成为了一名偷窥者，只有从狭小的缝隙中才得以一瞥这万花筒般的世界。我始终无法切实地置身于世界中。语言如鲠在喉。行走在上海和赣南的大街小巷，语言的不协调成了一种亲密的异感，却仿佛始终是我身体与身份中里的一部分。我不禁想到：为何客家人总以“客”字当头呢？同文化母体与语言（而我甚至不会说客家话）的薄薄的隔膜仿佛成为一种诅咒，让我始终游离在外—如同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 当奶奶拄着根拐杖行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时，她是否同样有一种游离城市和语言的感觉呢？当邻里的老奶奶夹杂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讲述着她们儿女的故事时，她是否只能微笑着点头呢？—我不得而知。但自从我上大学离开上海以后，她就再也不想回上海了。临终前两年的她，在伯父家住着的时候似乎胖了不少。
火葬后，我和家人们一起爬上了镇背后的小土坡。在那儿放着我爷爷和祖辈们的墓碑。我爸和我伯父一起将旧的墓碑铲下来。我妈在一旁评论道：你们陈家还是太守旧了，连女人的名字不都刻，不像我们家。我爸反驳道：这个新的墓碑不是刻了吗？我瞅了一眼旁边放着的新墓碑：我的两位姑姑以及三位堂姐们（还有我的小堂侄女）的名字终于在2020年出现在了陈家的族谱和墓碑上。
我总是惊讶于客家文化中奇特的传统及守旧的一面（或是说它们普遍存在于中国大大小小的乡镇里？）。放完新的墓碑以后，我回到了伯父的家中—一个带着小庭院的老式砖瓦房。在入口处，我的姑姑举着一把红色的阳伞，而另一个人在往下倒着米酒。我快速地从旁边走过，小心不被酒给沾到。我伯父请的葬礼主持说道：这是为了驱逐异鬼，这样你奶奶的魂就可以安稳回家了。
在祖辈的文化与理念中，最歧视女人的似乎反而是女人。即使在我们家中，女儿似乎永远被视为一个等待或是已经出嫁的“他者。”奶奶总会在我爸爸和伯父家中来往，却几乎没有去过我的两位姑姑家中。外婆从前（尽管现在越来越多会在我们家）也几乎只会住在她的两个儿子家而不是她的三个女儿。小时候的我总有一些模模糊糊的疑问，却从来没有清晰地去思考过。直到这次在换墓碑的时候，我妈在一旁抱怨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陈家的族谱中从来没有女人。
五
在祖辈的文化与理念中，最歧视女人的似乎反而是女人。在家中，女儿似乎永远被视为一个等待或是已经出嫁的“他者。”奶奶总会在我爸爸和伯父家中来往，却几乎没有去过我的两位姑姑家中。外婆从前（尽管现在越来越多会在我们家）也几乎只会住在她的两个儿子家而不是她的三个女儿。年长的、富有权力的女人仿佛成为了传统的代言人，从一个父权到另一个父权间自由穿梭，却似乎未曾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小时候的我总对这一家庭与空间的“自由”穿梭抱有模模糊糊的疑问，却从来没有清晰地去思考过。直到这次在换墓碑的时候，我妈在一旁抱怨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陈家的族谱中从来没有女人。
我想起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描绘的“佐贝伊德”：
那里出发，再走上六天七夜，你便能到达佐贝伊德，月光之下的白色城市，那里的街巷互相缠绕，就像线团一样。这一现象解说了城市是怎样建造而成的：不同民族的男人们做了同一个梦，梦中见到一座夜色中的陌生的城市，一个女子，身后披着长发，赤身裸体地奔跑着。大家都在梦中追赶着她。转啊转啊，所有人都失去了她的踪影。醒来后，所有人都去寻找那座城市。没有找到城市，那些人却会聚到了一起，于是，大家决定建造一座梦境中的城市。每个人按照自己梦中追寻所经过的路，铺设一段街道，在梦境里失去女子踪影的地方，建造了区别于梦境的空间和墙壁，好让那个女子再也不得脱身。这就是佐贝伊德城，那些人在这里定居下来，期待着终有一夜梦境再现。巷中看出某些自己梦中的道路，于是就改变一些拱廊和楼梯的位置，使它们更加接近梦里追赶那个女子的景况，让女子失踪的地方再也没有任何可逃遁的出路。最早来的人们想不通，是什么吸引那些人来佐贝伊德，走进这个陷阱，这座丑陋的城市。
在这一奇幻的寓言中，男人们凭着他们梦中的女人的样子建造起了“佐贝伊德”—这座城市因此矛盾般地没有一个女人，而女人的踪迹却处处可循。当然，我总是警惕将“西方理论”和“西方情境”盲目套往其他的文化，更不用说是我自己的文化。可是马可波罗在“东方”的奇幻故事竟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东方、回到了我的大家庭。或许我可以借此分享几个道听途说的奶奶的几个故事：
一：还记得刚上初中那会儿放暑假，每到中午奶奶就会给我做汤泡饭：简单又好吃。或许“汤泡饭”本身亦是一种历史残留，在物质贫乏年代时唯一的可以解决一家人温饱的方式。当时的我当然并不知晓，可在我狼吞虎咽的时候，她就会在一旁微笑地看着我然后讲起她的背不好的来源和以前的故事：刚wg的时候，家里没水她就得去挑。每次她都要背着几桶水来回走很长的路，也就因此落下了驼背的毛病。我甚至不太记得跟她有过太多的对话，但这似乎是为数不多的她给我讲过的故事。
二：葬礼后在从大余回赣州机场的路上，我爸给我看了爷爷留下来的遗书和他自己写的生平。我这个时候才知道爷爷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和奶奶分开了好一段时间。因为家里实在支不开、也没钱，每几个月才有一次机会见面。爷爷很感激奶奶当时在家里的辛苦付出和持家，而家中最小的孩子—我爸—也是那个时候出生的。我开玩笑地对我爸说道：我爷爷要是没有去北京上学的话，可能也没我俩啥事儿了。
在陈家的历史中，女人似乎成了一种隐形书写—如女性主义哲学家Teresa de Lauretis所说，“在‘佐伊贝德’这一符号的生产过程中，女人（准确来说是梦中的女人）既是终点(telos)亦是原点(origin)。”“佐贝伊德”矛盾的欲望之中兴许恰恰反映出女性在，小到家庭大到社会与历史，中的“隐形书写”。而奶奶身体上所留下的一个个印记、伤痕似乎成了一种身体的书写方式--如今化作成了墓碑上印刻着的名字--得以传承。
在巴特的《明室：摄影札记》中，“照片”似乎成了一个矛盾的存在：在一方面，照片是扁平的、单一的、转瞬即逝的；可在另一方面而言，照片的瞬间性恰恰使其超脱了时间的漩涡及其摧枯拉朽的力量—照片成了不朽。当巴特面对他母亲的照片，他颤抖，他惊呼"There she is!" “刺痛点”成了历史的见证，在历史的照片中愈发闪光：它成了历史的见证者。
我看着这张13岁生日时拍下的和奶奶的合影，写下了这些文字。虽然照片上“13岁”的蜡烛插在那儿、那样显眼又清晰地标记着时间。可相片上反射着的淡淡的光却由内而外诉说着相片的质感、一种“刺痛点”、一种超越时间的记忆。我站在奶奶身后，将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而她一如即往的驼着背，却同样面带微笑—仿佛时间成了希区柯克电影中的一个漩涡，就此停留在了我“13岁”的这一瞬间—献给奶奶。